Jackyi一整天都很郁闷。

在长达两个月的志愿者生涯里，他与支援武汉的嘉兴医疗队的成员建立了友谊，尤其是其中的陶医生。陶医生的临时住处没有锅碗瓢盆，他给送去；没有打印机，他把自己唯一的一台搬了过去；陶医生发烧了，他想办法弄到蛋白粉给他补充营养。时间长了，医疗队的医生、护士都喜欢Jackyi，喊他“后勤大队长”。

但现在，武汉的疫情缓解了，他郁闷的是，陶医生所在的嘉兴医疗队悄然离开，都没跟他打声招呼告别。

“太不够意思，怎么走都不说一声？”Jackyi发微信问。

“不敢告诉你，怕到时候掉眼泪，这样两个大男人多不好意思。”陶医生回复。

如果不是疫情发生，Jackyi只是个在啤酒行业工作、没事喜欢琢磨电动汽车、追求新鲜事物的中年男人。他买了一辆小鹏汽车，又再花了一台车的价格，把车里的音响系统全部升级了一遍。疫情来了，这辆原本被精心照料的爱车，成了运送蔬菜、医疗物资以及医护人员的工具，两个月没洗。

无论是谁，只要看一眼他的车和这个人，都会察觉到这两个月他过得并不轻松。车是灰头土脸的，人也剃了个光头，为的是方便穿防护服和消毒。但他在武汉医疗物资最紧缺的时候，给一家医院弄到了6000个口罩，又买到了500个护目镜，好几次，还跟随着医院的救护车一起运送物资。

他还有一些同伴。有人开着小鹏汽车往返62公里，花了82分钟，就为了给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去一瓶酒精，有人往返于城市里的每一个隔离点，给工作人员们义务送饭；还有的人承担起武汉医生们每天上下班的运送工作，哪怕自己回家后害怕得要洗半个小时的澡——像Jackyi一样的他们，是当下这段日子里最普通、也最特别的一群人。

越过关卡

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Jackyi知道，当志愿者是一件难事，但他没想过，第一道关卡会来自于他的家人。

他是武汉人，疫情期间和母亲在家里同住，12月底的时候，他把孩子送到了外地，妻子留在了北京。为了不让他出门，Jackyi的母亲想出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已经跟他妻子打了电话，是妻子不让他出门，还说要把他锁在屋里。但他还是执意去医院，送了一台打印机和一些口罩，忙到夜里才回来，母亲没办法，还是给他准备了晚饭。

拉物资，不去医院是不可能的，那时正值武汉每天确诊人数暴增的时候，每天他从医院回家，只睡沙发，衣服丢在门口，饭也不跟母亲一起吃。他一度想过，是不是要主动去隔离点隔离，结果被母亲强烈拒绝。母亲只是数落他，“别人都待家里，你天天外面溜达，你是逆行者啊。”

逆行的人不只Jackyi一个。江苏常州的谢海厅，现在是当地唯一一个负责接送疑似病例的志愿者，之前还有一个同伴，不过对方干了一半，放弃了，只有谢海厅顶着压力坚持了下来。最早知道他要做这个，他的父母强烈反对，还跑到他的领导那里告状。但领导悄悄给他放行，“我们这里防护设备都有，你放心的去做公益，我们支持你。”

有时候，为了让整个行动更加顺畅，还有些人不得不瞒着家人。38岁的张雷是浙江台州抗击新冠紧急医疗队的队员，在当地医院征集支援人员名单的时候，他第一时间报了名，回到家，什么都没敢跟妻子说。

他是从业了十多年的危重症呼吸科的医生，第一时间被选上了。选上的那一天是2月9号，早上6点他就醒了，看到护士长给他发个消息：“平安归来。”他觉得有点莫名其妙，自己在家躺得好好的，怎么就平安归来了？

再过一会儿，医院的通知下来了，尽管内心很激动，他还是对妻子表现得很克制。“我跟她说，是院领导安排的，没有办法，要去支援武汉了。”妻子一听很无奈，抓紧时间帮他剃了个光头。

张雷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出色，到了武汉，救治了一段时间病人之后，还没露馅，结果后来当地医院把他作为先进人选宣传了一波。妻子看到了问他：“你不是说你是被领导安排的吗？怎么这文章里说你是主动报的名？”

张雷有些尴尬，一看瞒不住了，只能老实交代。妻子的回应让他感动，因为妻子也在医疗系统里工作，说要立刻申请来武汉陪他，如果不是有两个孩子要带，她可能就真的来了。

实际上，张雷平时是个大事小事都会跟妻子商量的人。“这次不一样，民族大义，国家危难，不是说你去考虑个人利益的时候，这不在可商量的范围内。”在当地，他是个颇为敬业的医生，上一次拼命还是几年前流感爆发时。那时，他每天得看100多位病人，最后也被传染，但几乎没有休息，一天结束，不吃饭也不饿，倒头就睡。

对一些人来说，做好事不是一个选择题，而是一个陈述句。黄嘉嘉在疫情期间开着小鹏汽车，给警察、医生以及隔离点送去了约10万块钱的物资。“我觉得上天既然让你看到了需要帮助的人，你就不能视而不见。”他小时候家里穷，一度连学费都交不起，是他的表姐一家支持他读书，包括跟他一起摆地摊创业。现在的他身在东莞，投身的猪扒包生意一炮而红，有经济基础了，他也成了一个古道热肠的人。

直面死亡

决定做一件事，往往有着冲动和新鲜的缘故，但接下来，这群中年男人们很快知道自己即将面对什么了。

比如死亡。面对死亡，谁都会有恐惧。Jackyi是运动员出身，身高1米86，体重90公斤。有一次，他看到警察抓人，对方挣脱了跑走，他加速冲过去，把人按在地上。过去，他很少因为什么事情害怕过，但这一次不一样了，“每一次去医院，我都挺害怕的。”

Jackyi的物资都是送给最前线的医院，之前武汉的同济医院急需9132型号的口罩，医生纷纷求助，他正好有30个儿童款的，是一名女士捐赠的，把带子延长给女医生戴没问题。

由于同济医院的医生出不来，只能是由他送进医院。这是他做志愿者后第一次去医院，没有防护服，他只戴了一个最普通的蓝色口罩。回家后，他连房门都不敢进，把所有衣服都脱了，裸着身体喷酒精，直到喷完了500毫升的一整瓶。

类似的恐惧，江苏常州的志愿者谢海厅也经历过。他参与的是当地疑似病例和密切接触者的转运工作，这项工作很费力，只要出现一个确诊，同一个交通工具上的密切接触者都要转运隔离，这导致当地救护车严重不足。

谢海厅熟悉路况，有一回，救护车运不过来了，他运了两个武汉籍的客人，结果两人发着38度的高烧。“我当时没有防护服啊，一听发烧，我就觉得不对，这应该是负压救护车运送的对象。”他运完这两人，哪儿都不敢去，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怕自己也感染了，再传染给别人。直到最后，他得知这两名武汉籍的客人是从深圳来的，在深圳已经隔离了14天，也通过了核酸检测，突然发烧只是因为别的原因，这才稍微放下心来。

就连在呼吸科待了十多年的医生张雷，也免不了会有担忧和焦虑。

抵达武汉方舱医院后，他被眼前的上千张病床给震动到了。“过去哪儿见过这么多病人？”他来不及感叹，接下来就是穿着防护设备，6个小时不吃不喝的给病人看病。最多的时候，他一个人要同时负责80个病人。

体力运转到了极限，身体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有段时间他感觉喉咙里好像有点不舒服，“痒痒的，很发愁。”哪怕是作为医生，他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只能每天狂喝水，一天要烧三壶。

有意义的事

Jackyi也有过消沉的时候。

有一次，他从武汉开车到湖北的另一个城市，拉一批已经买下来的防护服物资，虽然有通行证，但那座城市并不放行，这批物资最后还被当地扣下了，这让他感到寒心。还有一次，他偶然得知当地一些被征集来参与抗疫的人每天都有补贴，而冲在最前线的他，一直都是义务的。

“说白了，我们也不是为了钱。”他这样安慰自己。这些时候，他总会想起从浙江嘉兴来武汉支援的陶医生。陶医生坐飞机过来，发来的第一条求助信息，就是没有筷子、碗、饭盒、盆，当时的武汉，已经买不到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Jackyi把自己家里吃饭的东西都搬了过去。不光有这些，电磁炉和小火锅也送给了他们医疗队使用，一起带过去的，还有500块钱的蔬菜。

在陶医生看来，Jackyi原本也只是一个在遥远武汉的陌生人，本应这辈子都不会有认识的机会，但善意加紧了人与人之间的羁绊。

Jackyi有个习惯是关注医疗队的动态，陶医生每天都写日记，有一天，他发现对方不写了，问了之后发现，作为密切接触者，陶医生被隔离了。

 

为了增加免疫力，陶医生必须多吃蛋白，但他又有痛风，每次吃完蛋白就会发作。在陶医生的求助下，Jackyi想办法弄到苏打水送过去，帮助陶医生缓解症状。天天吃鸡蛋也不是办法，他又拜托一个因为小区封锁被关在健身房的哥们儿，把蛋白粉凑了一罐，给陶医生送过去了。

和Jackyi相似的，是另一个武汉的小鹏汽车车主枭雄，他已经运送医护人员长达近两个月时间。疫情越来越严重后，愿意参加运送的志愿者也越来越少。“系统都是就近派单，但到了后来，我接到的单都是一二十公里外的。”司机们的密度在下降，枭雄是坚持得最久的一个，直到4月7日，他还送了援鄂的医生们去机场，离开武汉。

这两个月里，枭雄最主要的口粮是八宝粥，他已经吃完了四箱。有时候要去的地方距离出发地有40公里，来回一天，他也只吃一罐八宝粥，饿极了，干脆就用喝的，像干杯那样一饮而尽。

因为是疫情时期，想吃一顿正常的饭菜，非常困难，医生们清楚这一点。每次枭雄把他们送到医院，他们总是邀请他吃一个医院盒饭。

就这样，枭雄几乎尝遍了各种不同口味的医院盒饭。一开始是简单的馒头、花卷、鸡蛋，后来状况逐渐缓解，有饭有肉，有时候还有可乐。一次他送一位医生，到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40，这家医院的盒饭通常4点30就领没了，但医生还是不肯让他走，说“你在车里等着，我给你去看看”。返回的时候，他看到医生买了一大袋子小面包、小零食，跑过来给了他。

在这之前，枭雄是抱着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的目的，加入了抗疫志愿者行列，可到了后来，他是有些迷茫的。他开的是小鹏汽车，电动车充电比油费划算，但一天跑下来，也要50块钱的花费。“累死累活一天跑十几个小时，还要自己出电费，你到底是图什么呢？”他想不通。

但那个医生对待他的方式，让他觉得自己在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人这一辈子，能做几件真正有意义的事呢？他的事业之路走得有些郁郁不得志，七八年时间都用在了餐饮创业上，到最后，与合伙人分道扬镳；母亲多年身患帕金森，在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期，由于叫不到救护车去世了。母亲走的那天是2月4号，第二天，他就去做了一名抗疫志愿者。

聚集到一起

想尽办法从家里溜出来拉医疗物资的Jackyi，悄悄报名支援武汉的医生张雷，在常州转运疑似病人的志愿者谢海厅，还有觉得“做好事是必然”的黄嘉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小鹏汽车车主。他们身上有一些相同的特质：热血、洒脱、真实，追求自由，喜欢接触新鲜的事物，这些特质吸引着相同的人聚到一起。

疫情来临之前，Jackyi曾开车路过武汉的一个酒吧，路上有点堵，一个陌生男子过来敲他车窗，他还以为遇到了找麻烦的人，心里恼火，摇下车窗聊了之后发现，这位也订了两辆小鹏G3，还没有提车。当时武汉的小鹏汽车还不多，敲车窗的人，是想问问他驾驶体验怎么样。

Jackyi后来才得知，偶然遇到的AIR，正是做医疗器械的供应商，长期与医院合作。疫情期间，AIR介绍了多家医院急缺防护设备的重症科室医生与Jackyi相识，两人配合，都成了运送医疗资源的车主。

在这些普通中年人里，黄嘉嘉的故事可能更随性一些。他现在在东莞经营着17家猪扒包店，生意稳定，有不少自由时间。情人节那一天，他开车去了东莞的6个隔离点送物资。

他是个想到什么就要去做的人。2月底，他突然想吃湖南长沙的臭豆腐了，就带上孩子自驾去了长沙，带了一后备箱的消毒用品，只要遇到路上检查的工作人员，都送他们一批物资，开了一路，物资也送了一路。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小鹏车主里的一部分人，也是疫情的受害者。谢海厅是做童装生意的，疫情给他的门店带来了巨大影响，整个公司的现金流面临空前考验，他还是选择去做志愿者。

38岁的张雷也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决定的事情，很少会犹豫。在武汉方舱时，他曾和几个医生联名请愿，请求去更危险、也更需要专业医疗人员的重症科室。

张雷所在的方舱医院，每一个经他手康复的病人，离开前都会跟他合影留念。4月2日，各地支援来的医生们陆续从武汉撤离，张雷也返回了浙江，飞机落地，天上下起小雨，他还是看到了许多冒雨等候他的人。

Jackyi的最后一次志愿行动是在4月6号，给小区的居民运送蔬菜，一百多袋，塞满了几辆车的后备箱。把菜送完的时候他想，那辆两个多月没洗的小鹏汽车，终于能好好洗洗了。至于疫情里剃的光头，要恢复成原样，估计还要好一阵。

但头发总有长的一天，就像疫情总有结束的那天。Jackyi打算，到时候，他一定要去一趟嘉兴，跟陶医生喝一顿酒，不醉不归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