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聚焦!四重难度叠加《掮客》的失败与名导的勇气
◎圆首的秘书
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新作《掮客》（Broker）今年早前再一次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这是他第二次在国外拍摄影片，也是是枝电影走向“泛亚融合”的初步尝试。不过总体而言，《掮客》是一个非常“初步”的尝试，甚至比三年前在法国拍摄的《真相》（La vérité）还要“初步”一点。这不简单意味着是枝裕和开始固步自封，恰恰相反，《掮客》的问题是多种原因叠加而成的，这样一部看似失败的作品，背后隐藏着成熟创作者遭遇的巨大困境和与之匹配的勇气。
复杂性与人造感
(资料图)
不得不说，观看《掮客》的过程几乎是一种煎熬。前一个小时几乎无甚可观，后一个小时又过于矫揉造作。影片总是试图呈现一种复杂性，但这种复杂性充满人造感而不具有真实的质地。片中有两个被普遍给予好评的桥段——摩天轮上遮住对方双目的告白和四人轮番“感谢出生”，而这两个段落却是最让笔者诟病的。它们彰显了是枝裕和创作上拧巴的状态：既需要加入情感戏，但不想太直白，解决的办法是把台词写得弯弯绕一点，结果是让本该有巨大情感力度的重点场景变成了一场让人不太能摸得着头脑的文字游戏。
从是枝裕和的角度看，这样的对白创作一定非常有层次。比如摩天轮那一场，东秀与文素英进行了一番十分“暧昧”的对话，看起来既像是在表白，也像是对作为母亲的文素英的劝导，还像是与自己生母的精神对话，可谓“一石三鸟”。然而，且不说“他永远不会原谅我”“那我原谅你”这种对话与三流剧之间到底还有多大距离，单说这种挖心搜胆终于找出一句话能把三重身份凑在一起的编排举动，也实在过于生硬，刻意无趣，可谓是深化二人关系手段里的下下之选。这样的例子在《掮客》里可以说比比皆是，随处驻足都能看到创作者极力地穿凿附会。
如果说在是枝裕和中前期的作品，比如《无人知晓》《步履不停》里，人物关系之间的复杂和暧昧是通过不透明的性格和行动，从简单、平实、日常的对话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故此也是足够令人回味的，那么在这部新作里则完全相反：人物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性格和行动，单靠几句充满“深意”的对话就想毕其功于一役。“感谢你的出生”——这种在日常生活里根本不会用到的怪话，连捋顺它的意思都要让人按下暂停键想一想，更别提通过它与角色共情了，而这种故意寻怪，恐怕也正是对所谓“是枝风”“是枝美学”最大也最令人遗憾的背叛。
类家庭组织
之所以在寻求复杂性问题上如此费力不讨好，最直接的原因是这回脱离日本本土的创作和拍摄。这里需要厘清的一点是，脱离本土创作并不对是枝裕和的创作造成必然的冲击，譬如其在法国拍摄的影片《真相》确实并不比其在日本的创作更好，但也并没有太差，其原因在于《真相》仍然立足于其所擅长的（原生）家庭，使得影片看似是一个相对保守的创作，某种程度上说又捕捉到了家庭关系最本质、最普适的部分，各式人物之间也可以很轻松自然地产生复杂的情愫。即便出现各种制作问题上带来的轻微失控或“水土不服”，也不影响观者对家庭中各个角色的判断。
这里顺带一提，是枝裕和中前期擅长的典型的原生家庭故事（例如《步履不停》）之所以充满张力，是因为其对家庭具有十分深入的观察，总是能在血缘羁绊与原子化个体的冲突之间寻求平衡，且二者撕扯的总体力量往往是向外的，所以也可以直抵传统家庭关系不可避免的分崩离析（正如小津所描绘的），给人以复杂的心理感受。
到了后期，是枝裕和开始了偶合家庭（例如《小偷家族》）的探索，创造出了另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无血缘利益与情感共同体之间寻求平衡，且二者撕扯的总体力量往往是向内的。正是这个过程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和感动，让人重新思考人性的复杂与美好之处。
比起《真相》，《掮客》既不再探讨“原生家庭”，实质上也不太属于下一个阶段的所谓“偶合家庭”，相当于一下子迈出了一步半：片中四个主要角色从头到尾也没有找到自己所处的位置，内部关系既有血缘也有非血缘，既非完全边缘也非完全底层，利益关系驳杂，临时拼凑感更加强烈，很难捏合成一个类家庭组织，因此也就难以产生那种能与原生家庭一一对应的、自然的、先天的关系。
这样的四个人，表面上看的确可以让是枝裕和更加自由地在本土以外进行创作，不局限于社会学意义上的家庭结构，实际上对创作者本人和观众都构成了极大挑战：他不得不徒手无参照地构建起一组几乎全然原创性的关系，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指数级增加。最终他能做的，就是不断扣入一些只能用嘴讲述的人物前史，把婴儿作为这个组织的中心和情感联结点，而这种人造的辐射型关系显然没法与不言自明的传统网状家庭关系同日而语；每个角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也只能在“共同体”的约束下走向善良，其他复杂的想法惟有付之阙如。
简言之，通过《掮客》这部作品，是枝裕和或许已经触碰到了家庭或类家庭组织概念的边界，尽管是以一种比较失败的方式。
自我突破的困境
这里必须承认的一点是，是枝裕和绝不是一个懒惰的创作者。近几年来，他一直在寻求对所谓“是枝风”的突破，最重要的突破口大体有两个：其一是上面所提到的对家庭概念本身的突破，是类型内部的重要探索；其二是类型外部的融合性突破。前者以深，后者以广，都有着相对来说不错的成效。从类型外部融合角度看，是枝裕和后期创作一直都想把家庭融入到其他类型当中，最明显的包括将犯罪悬疑和家庭糅合在一起的《第三度嫌疑人》。
与之类似，《掮客》也想走这样一条道路，将家庭和公路两种类型融合在一起，只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家庭和公路很不巧地正好处在两个极端：前者通常依靠大量对话构建复杂深刻的人物关系，后者则长于以少量对话构建简约疏离的人物关系。二者想要融合在一起并非全无可能，但若只就是枝裕和的这次创作来说，还是存在非常明显、难以弥合的撕裂和骑墙感。
人物对话在日常与抽象之间打转，人物关系在“不那么在乎”和“突然很在乎”之间游移；观众也很难在毫无特点，甚至被刻意回避的空间中，体会到某种类家庭人物之间微妙的情感流动或逐步深化。更不用提那条堪称无用的警察线索——大概正是是枝从公路类型里提取出来的鸡肋。正如之前所述，所有这些当然都与国外拍片有关，但锅不能全给别人背，最大的问题还在创作者自己。
其实，无论是选择单一的原生家庭，还是类型内或类型外突破，是枝裕和大抵都有可能获得成功，毕竟所有路线都是他已经走过且走通的，但这回他偏偏选择了最困难的办法：放弃原生家庭的同时进行类型内外突破，且是在国外拍片。四重难度叠加，失败几成必然。可以想见，作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最成功的导演之一，是枝裕和难免陷入一种被批评固步自封、自我重复的恐惧当中。于是，对自身的（暴力）突破开始了，只是这种贪大求全的做法，反而愈发彰显出其创作的困境和局促——我已经使出浑身解数了，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更好吗？这固然是典型的来自金棕榈大导的凡尔赛问题，但值得深思的是，脱离自身框架所能带来的可能不是自由，而是更大的不自由。关于这一点，他的前辈们，无论是成濑还是小津，恐怕都能给他更多更好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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