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重磅主旋律电影上映 演员张颂文的大年是今年
今年是演员张颂文的大年。
《扫黑·决战》《1921》《革命者》三部重磅主旋律电影上映， 还有《老郑飞到天上去了》《不止不休》两部已完成新人导演作等着定档。
每部戏，张颂文都贡献了令观众叹服的表演。
这不禁让人好奇，为什么有的演员可以有这么高的成功率?除了天赋，这其中是不是有一些“秘诀”，是其他演员也可以学到的?
看了一些优秀演员关于创作的分享，我发现了这个“秘诀”。那就是，好演员，要学会给自己“加戏”。
《扫黑·决战》里，张颂文演的是一个走上歪道的中国式县长，这种人物往往容易被脸谱化，但张颂文把这个双面人演活了，可以说精准到了骨子里，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这种高超的演技，绝不是什么信手拈来。
导演吕聿来说，张颂文对戏的要求很高，从剧本阶段就在提修改意见。甚至在开机前一天，他们还在争执，还在修改剧本。“他们不光为自己的角色用心，还会对一场戏怎么讲故事，故事怎么发展，人物如何走位等细节，都会关心。”
《扫黑·决战》上映后，片方放出了一个没有剪进正片的片段，是曹志远在监狱里的七分钟悔罪独白，完全无剧本的即兴表演，来自做了大量功课的张颂文对人物的深刻理解。
这不是导演要求的，是张颂文杀青那天自己加戏让摄影师拍下来的，是他为曹志远做的人物小传。在拍完戏后，觉得这个人物还不够完整，他想再划下一个真正的句号。
张颂文完成了他的目标，他演的不是一个标签化的反派官员，而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有善有恶的，有前史有后续的，真实的人。
接到《1921》的邀约，要演何叔衡，张颂文就琢磨上了，这个角色历史真有其人，他觉得应该给一些具体的细节，就主动找导演黄建新聊。
当时正是疫情期间，两人约了在路边，冬天冷，本来想尽快聊完结束，结果一聊就是近八个小时。最后，聊的一些细节都用到了电影里去，不少观众看完后都觉得何叔衡是这个群像戏里最丰满的一个人物。
这种用心也体现在拍摄现场。拍何叔衡牺牲那场戏，为了更加贴近当时人物狼狈不堪的逃亡状态，张颂文在开拍前主动去泥地里滚爬，往头上撒枯叶，往指甲里抠泥土，让剧组为他准备好的带血迹的破旧衣服看起来更加脏污。
这些导演都没要求到的细节，演员自己要求自己，成就自己。
看完剧本决定接《革命者》时，张颂文首先是去找导演、监制“谈判”，他提了两个要求，“第一，我要把这个人物演成一个人;第二，在现场允不允许我有即兴的发挥?”监制管虎拥抱了他，张颂文和他想到一块去了。导演徐展雄说没问题，“我把机器打开，你随便。”
李大钊和毛泽东吃火锅抢着付钱那场戏就是张颂文临场发挥加的戏。
李大钊抢着要付钱，但发现囊中羞涩，毛泽东就很慷慨地拿出他冬天洗冷水澡省下的钱来付账，结果多出了一毛，没等他说找钱，店小二就马上高喊谢谢赏钱，店家也喊“谢谢您嘞!”两人当时先是一愣，然后对视几秒，随即哈哈大笑。李大钊说你给人家赏钱呀!毛泽东尴尬一下，马上大笑起来。
张颂文解释，李大钊和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亦师亦友，那个时候的毛泽东一定有属于青年人的朝气和个性，是活泼的、向上的，他们的相处也一定是轻松又自在的，这些加进去的小细节他觉得能让角色更加立体生动，更像是个“人”。
还有一些很合适的台词，也是张颂文自己加进去的。
比如，李大钊问妻子赵纫兰：“你觉得我做的这个试验能成功吗?”他说这句话是要体现出李大钊的人性，他除了坚定，也有矛盾、脆弱和犹豫的地方，这些侧面会让这个人物更立体。
再比如，李大钊倡议上海工商各界联合起来罢工，威胁俄国使馆交出暴徒，他们对李大钊心怀恨意，说让他等着，李大钊淡定地回了一句，“Welcome to China”。这是他临时加的台词。他的理解是，“中国当自强，不是今天才提的，已经提了几百年了，每个时期都在提，我辈需崛起，华夏当自强。”
当然，会给自己“加戏”的不止张颂文。几乎所有好演员，都有这个“通病”。
拿张艺谋的《悬崖之上》举个例子，里面最让观众记忆深刻的几场戏，都有演员的自主发挥。
张宪臣被枪决的那场戏，作为战友的周乙的心情是无比复杂的，表演难度很高。
拍摄当天，于和伟向张艺谋提了一个要求，“导演我能在这场戏里抽一支烟吗?”张艺谋当然说可以。这支烟作为一个道具，让于和伟有了表演上的抓手。
“我点着烟我可以规避掉那个冲劲，我漫不经心地看着张宪臣被带上刑场，我可以把烟叼在嘴里，但是细心的观众看到那个烟可能在微微抖动。但是如果高斌他们发现了，也可以解释为天太冷了。准备要点烟的一瞬间，枪声突然想起，吓一跳可以说是没有准备，但是也可以看到周已内心的那个痛彻心扉。”
周乙和金志德在咖啡馆相互试探那场精彩的谍战戏也是演员的贡献。
据饰演金志德的余皑磊说，在最开始的几稿剧本里那是一场夜戏，周乙去电影院门口留下记号后转身回来就碰见了金志德，金志德问你在这儿干嘛?周乙说我车坏了，然后两个人就去修车。张艺谋不是太满意，认为写得太巧合，显得周乙过于冒险，金志德也过于愚蠢，所以这场戏就一直没有下通告。张艺谋让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
余皑磊和于和伟沟通的时候，想起一部特别老的苏联电视剧《春天里的十七个瞬间》，男一号有一场特别精彩的段落，当他意识到自己被纳粹怀疑的时候，突然跟纳粹说，我是一个特务，隔壁有一台发报机什么的，他说的全是真的，结果反而纳粹有点儿不敢相信了。周乙突然向金志德摊牌说“我是共产党”，灵感就来自于这儿。这个点子张艺谋很喜欢。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获封过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和上海国际电影节影帝的段奕宏，就因为对自己的要求高，总是提意见，加戏，在业内有“难搞”的名声。
拍陈正道的《记忆大师》，因为结局无法说服自己他直接叫停，跟导演争论不休。即使是一些导演可能觉得无关紧要的细节，比如为了喝不喝一瓶水，他都要纠缠半天，拍几十条，因为要说服自己这个人物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喝水。那次后，陈正道吐槽再也不想和段奕宏合作了，压力太大，但后来，他又找了段奕宏演了《秘密访客》。
拍《烈日灼心》的时候，段奕宏经常因为一些细节及表演上的问题和曹保平争执不下，已经激烈到像吵架的程度，搞得曹保平最后也不耐烦了，“谁他妈是导演?我是!后来也熟了，他一说我就说不行!没戏!滚!”
当然，这些演员不是成名了，有资本了，才显得强势起来。对于表演的热爱，对于角色的负责，早就存在于他们的执念里。
当年，段奕宏还叫段龙的时候，作为一个无名小子，排孟京辉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因为表演观念上的不同，他就和孟京辉吵架，但其实背后是一个年轻人对待创作的态度。
张颂文当年因为相貌平平一年跑几百个剧组也接不到戏，在熬了三年没戏拍后，接到了一个小角色，副导演跟他说是和男女主演一起拍戏，到片场他才知道，原来是男女主演在一起吃饭，他和六七个人在后面吃饭。张颂文不停在提问，这角色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人家说不用管叫什么做什么工作，就你这个年纪。他又问人物是什么性格?人家说你就坐那儿吃饭就行了。他又问这个人物的父母是什么教育水准?人家说你不拍就走吧。
完成任务，拿钱走人，这是精明人都会做的事。但是如果一开始就存了这个心，还会有今天的好演员张颂文吗?
再举一个是应该完任务还是应该花心思的例子。
张译当年接演大导演陈凯歌的《搜索》，戏份并不多，他进组第一场就主动给自己加了戏。
“剧本提示我列席一个会议，这场戏基本上和我关系不大，只有一句提示‘坐在沙发上’。我与凯歌导演协商，虽然不说话，但他可以用特有的方式去提醒女秘书，全部是行为和动作。”张译认为，张沐在公司“二把手”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行为举止是合情合理的。
这场戏拍完，陈凯歌特别高兴，从那开始也主动帮张译加戏，并在杀青宴上夸他是个“戏比天大”的演员。
道理很简单，好演员和好导演是相互成就的。好演员，要有创作角色，为角色争执的态度。好导演，要有充分信任演员，让演员发挥其才华的胸襟。
关于好演员对电影的贡献，张艺谋有一段话说的很好。
“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不是说靠导演一个人。尤其是塑造人物上，演技好的演员他不光是演技好，他生活阅历和他的职业操守都很高，所以他会对这个人物有更多纵深的开掘，有很多很多细节是靠演员在现场发掘出来的。他提很多意见，他做很多修改，因为他要把他变成活生生的人，他不能直接‘预备!开始!’。他就会想很多很多，这个角色的前世今生他都会想，他有很多很多细节把它补充进去，变得很鲜活。导演都有这样的经验，演技好的演员都会给剧本加分，所以用他们导演也会省点劲。”
做演员和做导演都很成功的陈建斌是这么说的——
“我觉得选对了演员基本上就成功了三分之二。因为他(她)是活的，他自己就是个艺术家，他自己是能动的，他能使这个人物活起来，而这个人物在没有碰到他之前只是纸上的几行字而已。只有他来了，他给了他呼吸，给了他血肉，给了他情感，他动起来了，他生发出很多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演员是非常伟大的。”
“影帝制造机”曹保平的观点是，“表演是教不出来的，需要导演和演员之间那种碰撞。”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我相信你多少”。
“尤其是越有名的演员，这个问题变得越严重。他宁愿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判断他将来出现在观众面前的结果是好还是坏。但是那是他，不是你，如果要是糟糕了，坏了，他要担这个责任的。但是前提是他把这个权利下放给了你。所以就得在之前沟通好，你让他明白这样的理解是对的，这样的表演尺度是合适的，这样的样子一定是有光彩的，而不是他以后看完，觉得自己特糗，觉得自己太傻了。”
所以，说到底，演员给自己加戏只是手段，最终的目的，往大了看，是为角色负责，往小了看，其实就是为自己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