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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的脱口秀演员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脱口秀大会》第四季播出后,延续了以往的“热搜”体质,每期节目播出后,都要贡献两三个热搜。

那些曾经的素人脱口秀演员,经过几季的精彩表现,收获大量粉丝,成为了像明星一样的存在,代言接到手软,综艺节目里常驻,用李诞的话来说“在上海横着走”。

但线下的脱口秀演员又是怎样的存在呢?

搜狐娱乐与三位脱口秀演员对谈,了解他们在行业快速发展的这几年,所面临的机遇、迷茫或困境,他们中有月薪几千块,擅长讲“穷”的重庆脱口秀演员郎飞鸿,也有一边做微商一边圆自己脱口秀梦的34岁脱口秀演员媚儿,还有入行三年多就已经是脱口秀俱乐部老板的北京脱口秀演员杨梅。

从中不难发现,脱口秀行业是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江湖,大多数人凭着兴趣入行,入行门槛很低,但出师很难,他们大多拿着月薪几千块的工资,因为梦想坚持着,终极目标是登上《脱口秀大会》的舞台。

“铁饭碗员工”“影视宣传”“保险公司讲师”

脱口秀江湖英雄不问出处

李诞曾说,“每个人都可以当5分钟的脱口秀演员”。

在《脱口秀大会》的舞台上,我们认识到了“银行柜员”、“车间女工”、“癌症生物学博士”、“上海交警”等身份各异的脱口秀演员,而在线下,全国几百上千个脱口秀从业者,大多也来自不同行业。

郎飞鸿、媚儿、杨梅三人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成为脱口秀演员之前,郎飞鸿有一份正式稳定而又体面的“铁饭碗”工作,但因为“享受舞台、灯光、粉丝热烈反响的感觉”,他放弃了父母眼中的这份好工作,一头扎进了脱口秀这股热浪中。

喜欢脱口秀这件事,在郎飞鸿身上由来已久,《壹周立波秀》《金星秀》《今晚80后脱口秀》这些国内仅有的几档脱口秀节目,他是忠实观众,但苦于没有入行渠道,从前只能当个观众,后来随着《脱口秀大会》的热播出圈,线下剧场越来越多,郎飞鸿在同是脱口秀演员朋友的带动下,正式踏入了这个行业。

34岁的媚儿常被朋友说有一个“有趣的灵魂”,所以当她看到那个叫“扯馆儿”的喜剧社团在招聘喜剧演员时,就勇敢地去面试了,“他们也觉得我特别搞笑,我就加入了那个社团”。后来随着脱口秀越来越火,社团把脱口秀业务独立了出来,成立了“言味儿俱乐部”,媚儿也成为了一名正式的脱口秀演员。

此前的媚儿,做过保险公司的讲师,自主创业过,但并未受过喜剧相关的培训,不过脱口秀行业就是这样一个英雄不问出处的“江湖”,“我们那个俱乐部的脱口秀演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公交车司机、监理、新媒体运营等,脱口秀这个行业目前来说没有门槛,你只要好笑就可以了。”

相比郎飞鸿和媚儿,杨梅在接触脱口秀之前有过一些舞台经验,是大学时期的文娱积极分子,加之外放的性格,“不怯场、有一套自己的表达风格”,这些性格优势让她很快走上了脱口秀的舞台,但单纯的舞台表演和让台下观众能够产生密集的笑点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差别,“我起码有一两年的时间都花在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上,有点没开窍。”

杨梅遇到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脱口秀新人都难以避免的困境——入行门槛低,但出师难。

“脱口秀跟其他艺术形式不太一样,像相声、评书都有很多技巧在里面,大家可以从小系统的学习,但脱口秀没有,所以这行入门虽快,但想学精特别难,不少人进来后会很迷茫。”郎飞鸿说,“入行三个月可能就会刷下一大波人,从讲开放麦到上真正的剧场正式演出,一旦一两次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可能他就不会再上台了。”

郎飞鸿透露自己第一次讲脱口秀的时候现场很炸,这给了他很大的自信心,但也有滑铁卢的时刻。有一次演出,他感觉自己怎么讲都不好笑,现场气氛非常尴尬,准备好的内容讲到一半,他就潦草收场。演出结束,有两个女生还专门跑过去安慰他,给他说加油,“没说还好,说了我更尴尬地想‘死’,后来起码花了四五场演出的时间,我才调整过来心态,敢再上台,也不是畏惧,就是觉得丢人,这次经历是对心理的一次严重打击”。

想要在业务上更进一步,大多数脱口秀演员都得靠自己摸索,方式多种多样,比如观摩有名脱口秀演员的演出视频,学习他们文本的逻辑、结构和框架,再自己创作,但真正想要精进,还是需要在舞台上的磨练,根据观众的反馈再调整文本和表演。

入行以来,杨梅和媚儿都曾有过犹豫的时刻。

如果继续做之前的那份影视营销工作,杨梅可能像她大多数同事一样,已经做到了公司的中高层,她不是没有想过放弃,但她深知自己是个以兴趣为驱动力的人,“如果我不做这个,我心里就不得劲”。

“公司除了创始人和我,其他人基本上都是二十几岁,包括整个重庆的脱口秀,大多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因为目前脱口秀主要还是在大学生团队以及年轻人团体中比较流行。”媚儿笑说,“我有时候怀疑自己这么大年纪搞这么时髦的东西,到底行不行,但最终还是兴趣让我坚持下来。”

《脱口秀大会》举办到第四季,选手从一开始的纯喜剧人出身逐渐多样化到各行各业,对这个变化,杨梅觉得很正常。在她看来,有三类人讲喜剧天生有优势,一类是父母从事表演或喜剧相关的职业,一类是本人之前从事过表达相关的职业,比如媚儿,还有一类就是有深厚社会阅历的人,比如《脱口秀大会》出现的“癌症生物学博士”或“交警”,“根源在于脱口秀这个行业,它的属性是让大家表达自我,所以说每个行业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脱口秀演员,就看你下的功夫和你个人的经历。”

一场演出100元

“父母觉得我像红白喜事的表演者”

进入脱口秀行业简单,但想长久坚持下去却很难,首当其冲就是收入。

做影视营销工作的时候,杨梅每个月收入过万,但转行做脱口秀演员的时候,因为刚入行,脱口秀水平还未达到商演的标准,没有俱乐部邀请,也就没有收入,她需要接影视营销私活来养活自己。“本来是想辞掉工作之后好好打磨脱口秀内容,谁知道离职后面临经济压力,反而没有时间好好做内容了”。

好在随着脱口秀水平越来越高,杨梅也接到了俱乐部邀约。“北京这边最初讲是一两百元一场,甚至不要钱,后面会根据你的水平、名气、市场行情慢慢上涨,200到800元一场都有,不停在变化。”

杨梅这样的情况在脱口秀行业比比皆是,大多数人如她一样凭借着兴趣闯入这个行业,但因为新人作品不成熟,即使讲开放麦,也可能没有收入,只有当作品成熟一些时,才能拿到为数不多的报酬,很多人在成为全职脱口秀演员之前都会兼职试炼,短则一两个月,长则一两年,这期间的月收入大概在一两千元左右。

远在重庆的媚儿和郎飞鸿也一样。媚儿刚入行的时候就一边说脱口秀,一边做微商赚钱维持生计,而如今还未签约公司的郎飞鸿用“每个时期都很窘迫,如今依然是”这样的话来形容自己的收入,目前他几乎每天都有演出,但因为没有签约公司,月收入才五六千元,“之后签约公司后,可能有小一万吧”。

据悉,目前北京普通全职脱口秀演员的收入大概在一万元左右。

不过脱口秀跟影视行业一样,不同咖位的艺人,收入也有天壤之别。

“商业演出的话,普通脱口秀演员一场五六百元,但有名气的脱口秀演员,可能15-30分钟之间可以拿到几万元。”郎飞鸿透露。

本来随着《脱口秀大会》第四季的热播,线下演出市场也越来越火热,但疫情的反复,让脱口秀演员的工作也处于不稳定状态。受疫情影响,重庆地区8月份的线下演出全都暂停,媚儿只能去接一些小的商业活动,“就你在上面讲,顾客在下面吃,这种现场效果没法保证,心里其实蛮不舒服,但是没有办法,常规演出都取消掉了,为了生活只能讲。”

郎飞鸿本来最近要签约重庆数一数二的公司,受疫情影响还不知道会不会有变化,线下演出做不了,收入影响是必然的,“现在我天天除了吃就是睡”,加上没有签约公司,无人给他发基础工资,他目前只能吃老本,他担心疫情战线拉得太长,“就算复工了,可能也没人来看”。

除了收入,很多脱口秀演员最大阻力来自于父母对这份职业的不看好。

“我父母觉得我讲脱口秀就是不务正业,他们把我当做那种在红白喜事上敲锣打鼓的乐队。”郎飞鸿笑说,“不过我就是要饭,我父母也不会说,只要我不说父母双亡就行。”此前他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时候,特意选了一首歌唱给父母,结果他们那天都忘了去,一个在打麻将,一个去钓鱼。

相比郎飞鸿父母“放养式开明”,媚儿的父母更为严厉一些。此前她的工作属于央企,在父母眼中收入稳定又体面,很好找男朋友,但媚儿不喜欢那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工作,毅然决然辞了工作,“到现在他们还在劝我回去,但我听不进去”。说脱口秀两年了,媚儿也没敢请父母去看,“我有一些跟我妈妈碰撞出的段子,我怕她看了,心脏受不了。”

脱口秀剧场里的“人设”

当“恋爱大师”之余,我最擅长讲“穷”

在脱口秀舞台上,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设”。

比如何广智的“穷”,赵晓卉的“车间女工”,王建国的“谐音梗”,王勉的“吉他”,杨笠的“女权”等,这“人设”可能来自于脱口秀演员的人生经历,也可能生发于他们的个性,但无论是哪种人设,都是站在舞台上的一种醒目标识,能够让他们被观众快速记住。

线下脱口秀演员大多也不例外。

郎飞鸿身上的标签是“正宗重庆崽儿”,月收入几千块的他,笑侃自己除了当“恋爱大师”,最擅长讲穷,比如如何使用花呗,怎么网络贷款。而34岁的媚儿,最醒目的人设就是“大龄单身女青年”,她的很多段子都来自于“社会上对大龄未婚女青年的一些看法”。

“脱口秀跟其他喜剧形式不太一样,其他喜剧表演,你演的不是自己,而是角色,但脱口秀带有非常强烈的自我色彩,演员讲的段子基本上都是自己生活中的经历加工的。”媚儿说道,“而且脱口秀也跟以前我们了解的某些喜剧不一样,比如东北二人转之类,他们可能需要扮丑来达到娱乐大众的效果,但脱口秀只需要做自己。”

当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灵感时,就需要脱口秀演员尽量观察生活。媚儿透露自己平时会多看看网上发生的事情,也会在讲脱口秀的时候,跟观众碰撞出一些火花,“还有平时出去,正常人可能都在地铁或公交车上玩手机,我不玩手机,我会看一下周围人他们的状态,观察加以提炼,可能就是我的段子。”

相比综艺节目中脱口秀演员更旗帜鲜明,更贴近社会热点,也更便于传播的“人设”,杨梅认为,线下演员所谓的“人设”,更多是基于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比如我最近正在谈恋爱,那可能这一阶段我就会主要讲这个话题,有的演员很有抱负,想为女性或弱势群体发声,他们可能就会主要讲这类话题。”

《脱口秀大会》选手江梓浩曾调侃自己家庭背景又正常,父母健康又活泼、从来不离婚,也从来不打他,所以他一点“素材”都没有。另一名脱口秀演员杨晓卉也曾笑说,“我是为了抱怨生活来到这里,但他们告诉我这就是脱口秀”。

他们的话虽是玩笑话,但也道出一丝真相——有经历的人有更多素材,也更容易讲好脱口秀。

“脱口秀创作的一大来源是负面情绪,当然,一个人聪明、善良、幽默也能写出很好笑的段子,但确实大比例的脱口秀还是通过负面情绪去推动,就是你写一个段子,它其实是在给观众制造优越感,通过加工你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让观众产生优越感而笑出来。”杨梅剖析道,“如果一个人在台上讲自己过得有多好,其实不那么讨喜,黄西老师的脱口秀有凡尔赛的地方,但落脚点是‘我在低谷等你们’,最终,他还是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确实,苦难会变成你的财富,变成相对更好加工的素材,最终变成你的段子。”

在这方面,杨梅有着和江梓浩同样的烦恼,她的家庭幸福,父母开明,对她倾注了很多的爱,所以她写段子的时候,“在挖掘情绪这方面花了挺久时间”。不过因为曾经有过文案策划的经历,所以她在脱口秀文本上常常会有很多巧思,为了保证内容持续更新,她像大学时期一样和朋友组成学习小组,“每周有固定的时间去讨论内容,互相激励,让自己有持续的内容产出”。

从赠票没人来到场场爆满

“脱口秀是对生活的治愈”

随着脱口秀行业越来越火热,在入行三年多之后,杨梅成立了一家自己的俱乐部,靠谱能干的合伙人帮她做运营,让她终于解决了在面包和梦想之间互相拉扯的难题,专心做内容。

回想刚入行时,整个行业在杨梅的印象中就一个“穷”字。

最惨的时候,台上有六七个演员,台下就一个观众,等到杨梅入行的时候,情况稍微有所好转,台下可能有个四五个观众,但一个脱口秀演员要办专场也是很困难的事情,即使他给别人赠票,对方也不一定会去,因为那时候很多人并不了解脱口秀,哪怕是赠票,他们一想到还要出门,还要打车,可能就放弃了,“但这两年,尤其是今年,能明显感觉到观众越来越多了,脱口秀也纳入了年轻人跟朋友相约时的一个选择范围之内。”

观看人数多了,票价自然也上去了。杨梅透露,2017年左右的时候,常规的脱口秀门票大概在50—80元之间,而如今有所升高,在80—150元之间,“当然,如果是特别有名的厂牌,有名的脱口秀演员,而且是那种千人剧场的话,可能他第一排的票价就有一千多元。”

线下脱口秀行业的火热,郎飞鸿和媚儿也明显察觉到了。

“以前脱口秀演员去讲开放麦,门票可能就19.9元、29.9元,但依然无人问津。”媚儿透露,“这两年,随着《脱口秀大会》越来越火,脱口秀也开始广为人知,我们剧场脱口秀门票68元,除了周一周二不演出,其他时间小一百人的场子都是卖满了的。”

“自从重庆出过《奇葩说》和《脱口秀大会》的选手,明显感觉线下脱口秀行业火了很多。”郎飞鸿直言,“以前主营相声的一些团体也会加上脱口秀这个业务,有些年轻人可能不了解这个厂牌,也不知道演员是谁,但一些购票网站上只要有脱口秀这三个字,购票数量就会猛增。”

不过杨梅也发现,脱口秀的这种火,并非常态,更像是一种风潮,因为当她在线下跟观众互动时,问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看脱口秀时,每次都有很多人举手。

市场火了,脱口秀演员短缺的问题也挺严重。“北京有十多家厂牌,但全职脱口秀演员可能就那二三十个,经常周末就会出现盘子很多,但菜不够的现象,脱口秀演员就会赶场,但演员的内容更新频率大多没有那么高,有时候可能他们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讲得都是一样的内容。”

这个问题,媚儿也意识到了。她有时候也会去看其他脱口秀演员的表演,会发现脱口秀市场的演出参差不齐,有的脱口秀演员的水平并没有达到可以开演的标准,但他们依然在演。“这是明显地割韭菜行为,有些观众可能看了就完了,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不利于行业的发展。”

无奈也好,惋惜也好,可能这就是脱口秀行业在从零到一时需要面临的问题。好的一面是,行业的快速发展,给脱口秀演员带来了更多上升通道。

“线下可以做演出,积累了足够的内容就可以走线上。”杨梅介绍道,“一种是自己做社交账号,积累足够的粉丝接商务,另一种是参加线上综艺,或一些小节目,获取流量进而变现,再就是做俱乐部的签约脱口秀演员,俱乐部可以帮忙对接演出和商务,或者做管理者,有很多种方式。”

谈及未来的职业规划,媚儿透露,自己今年参加了《奇葩说》的辩论,已经通过了两轮,如果顺利的话,她会一直辩论下去。此外她希望能够再丰富丰富自己的内容,“明年想办法在重庆开一个专场就OK了”。

而郎飞鸿正在等待疫情好转,这样他就可以与已经谈妥的公司顺利签约,这样他的薪酬不但可以提高,公司还会保证他的演出次数,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做一些自媒体,也会去尝试新的东西,比如舞台剧,当然,之后也会考虑去参加《奇葩说》和《脱口秀大会》。”这是很多脱口秀演员都梦想登上的舞台。

成长为俱乐部老板的杨梅,她已经替自己做好了未来一年的规划。个人方面,她打算跟自己一个要好的脱口秀演员朋友一起做一个双拼脱口秀专场,公司层面,她的目标是扩大场地卖出更多的票,“今年打算再开一个俱乐部酒吧,已经拉到投资了,正在装修,希望每个月能够售出5000张左右的票。”

欣欣向荣的未来规划中,杨梅回忆起入行以来印象最深的一场演出。

那是年初的时候,疫情刚好转,演出慢慢开放,很多观众戴着口罩来看脱口秀,杨梅那天负责统筹,站在观众席后面静静看着台上的表演。在此之前的那段时间,各种疫情新闻让人很压抑,但在那场演出里,演员表演得很卖力,观众笑得也很大声,“在那一刻,我觉得做脱口秀这个事情是有意义的,最起码在那一个半小时里,可以让大家忘记烦恼,畅快地笑出来,这是一种对生活的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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